法律对酒驾规制的多角度分析

因酒驾造成的人间悲剧不胜枚举：2012年7月26日，上海醉酒驾车致3人死亡的黄世华站在被告人席上，被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接受法律的严正审判。2008年12月14日，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先后与五车相撞，导致4人死亡、1人重伤的严重后果；2009年6月30日，南京张明宝醉酒驾车，沿途先后撞倒九名路人，撞坏路边停放的六辆轿车，酿成五死四伤的人间惨案。2010年4月5日，浙江省三门县杨曙忠醉酒驾驶一辆黑色宝马车连续冲撞，造成4人死亡、4人轻伤、4人轻微伤及多部车辆受损的人间又一悲剧。在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巨大伤痛的同时，他们也先后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因酒酿成的人间悲剧，在现实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并且常常是令人触目惊心。公安部交管局某负责人指出，2008年—2010年,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192.8万起,其中醉酒驾驶29.1万起。仅2009年1月至8月，全国便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事故3206起，导致1302人死亡, 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

    酒驾也是“全球公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的统计，全球有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酒驾已经成为车祸致死的首要原因。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2009年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交通事故造成33808人死亡，其中有10839例与酒驾有关，约占总数的32%，这相当于平均每50分钟就有1人因酒驾死亡。

    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各国惩治酒驾可谓是竭尽所能，决不手软。惩治措施涵盖道德责难、民事赔偿、行政处分、刑事刑罚等各个方面。美国曾通过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后又采取在酒驾者车内安装酒精探测器，要求酒驾者去医院看护酒驾事故的受害者、到道路上执勤、到社区劳动服务、去停尸房观看车祸中死亡者的残破尸体，对酒驾后果严重者不惜判处谋杀罪和巨额赔偿等种种措施来禁止酒驾。日本通过的《道路交通法》不仅对酒驾者本人予以处罚，还实行“连坐”，对为酒驾者提供酒水、车辆以及同乘人员给予处罚。马来西亚对酒驾者，立即拘留，并将其配偶一同关押，令其帮助做好教育工作。澳大利亚和波兰对酒驾者还善于利用人们的羞耻心，在相关媒体上公布酒驾者的有关信息，让酒驾者在受到法律处罚外还要受到社会的道德责难。加拿大充分利用民间自发的“反对醉驾协会”同各地警察局一起推出“911运动”，只要公众看到疑似醉驾者，都可拨打“911”报警，以此来联合打击酒驾。各国对酒驾，可谓是不遗余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国为预防和遏制酒驾悲剧的发生，在法律层面对饮酒可能引起的一系列事故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刑法》对酒后造成的交通肇事，规定了交通肇事罪，视情况处以三年上下不等至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对后果特别严重，影响十分恶劣的如孙伟铭案，法院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刑罚。

    然而对屡禁不止的酒驾和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以上的处罚要么是太轻要么是太重，不足以教育、遏制和震慑酒驾行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血与泪的教训面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施杰等人的建议，汲取其他国家的立法先进经验，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以“危险驾驶罪”的罪名纳入到刑罚的范围。并规定该罪为行为犯，即只要是有醉酒驾驶行为，不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可能构成犯罪，进而被判处最高六个月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新修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酒后和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行为规定了暂扣或吊销驾驶证、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应处罚。另外我国还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工伤保险条例》、《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治安处罚、未成年人保护、工伤认定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对可能因酒犯事的行为给予相应的规制和处罚，从而使我国法律法规对可能的因酒犯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规定。

    “醉驾入刑”，突显了酒后驾驶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国家对该行为的严厉态度。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因醉酒驾车，被顶格判处“危险驾驶罪”拘役刑六个月，成为醉驾入刑后被抓的第一个名人。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全国公检法机关严格执法，对酒驾行为绝不宽待。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醉驾案件5.3万件，起诉4.3万件，起诉率达到80%以上。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全国法院共受理醉驾案件2.3万件，审结2.1万件，结案率超过90%。

    完备的法律法规，高压的打击力度，从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对惩治酒驾行为的坚定态度和决心。